儒者唐僧

文•曲智

唐僧是《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他的人物原型便是唐朝时期去天竺西游的僧人玄奘。小说《西游记》的主线故事是西天取经，而西天取经的主线故事便是围绕唐僧这一人物展开的，读者对唐僧这一人物的普遍认知他是一位佛门弟子，但是，《西游记》中塑造的唐僧同时是一位奉行儒家思想的儒者，还是一位满腹诗意的文人。

僧人本身是远离俗世，不参与世间纷争的修行者，那为什么身为得道高僧的唐僧又是一个儒者和文人呢？下面就对《西游记》中唐僧这一人物形象进行鉴赏。

1.西天取经的政治色彩

唐僧选择去西天取经，他的身上肩负着双重的使命，一面是佛门如来佛祖准备度化身为金蝉子转世的唐僧，弘扬佛法，劝化众生，传教东土，这是带有宗教神话色彩的旨意；但是这个法旨经过唐太宗李世民之手，将袈裟披在了唐僧身上，并赐名“三藏”，尊称“御弟”，这一转换，便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旨意了。在唐僧接旨后，对唐太宗誓曰：“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他对弟子们说的也很明白：“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西行途中，每当问询，唐僧总是先以“奉大唐皇帝敕命”，“东土钦差”等自我介绍。而每当遇难性命难保时，唐僧也总是以有负大唐皇帝的使命而自责。作者吴承恩将佛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叠合到唐僧身上，于是笔者就把唐僧定性为一个肩负政治使命与佛门教义的角色了。西天取经是一种“奉旨全忠”的行为。在以儒家思想作为治世规范的时代，一种事业一旦上升到代表国家的高度，就无法不体现出儒家文化的色彩。因此，一种佛门的宗教活动，就自然嫁接到了精忠报国的儒士行为上去了。

2.士大夫精神的体现

僧人本应远离红尘，避开世间的纷纷扰扰。虽然常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但是出家人的慈悲常是“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悲天悯人式的慈悲，空有慈悲却少了几分士大夫的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般的担当与使命。然而，作为取经团队的唐僧师徒却并非如此，在西天取经途中，唐僧师徒共经历了10个国家4个地方，而为了彰显现实性，这些国家治理大多有所弊病，要么是妖魔乱政，要么是君王不明......而唐僧师徒十万八千里取经路不仅是降妖除魔，还参与了安邦定国，戡乱政治的工作。在君王被妖怪所取代的乌鸡国，最终靠唐僧师徒的努力，才得以除魔卫道，使得真主回位。在师徒途径比丘国时，当师徒得知国王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时，唐僧的反应是这样的：“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且看唐僧如此激烈的反应行为怎像一个心静如水的佛门弟子，反而更像是一位封建正直的士大夫。且看原著中唐僧与二弟子猪八戒的对话：八戒近前道：“师父，你是怎的起哩？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且来宽衣服睡觉，莫替古人耽忧。”三藏滴泪道：“徒弟啊，你是一个不慈悯的！我出家人，积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么这昏君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之事，教我怎不伤悲！”这段对话中，猪八戒劝告师父唐僧莫要过问他人政治，唐僧虽以佛家之语责备猪八戒，但唐僧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义不容辞的士大夫精神。所以说，唐僧师徒扮演了一回又一回匡扶社稷，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角色。

3.文人性情的流露

僧人的生活是一种独坐青灯古佛旁的超凡的僧侣生活，陪伴着他们的或许只是佛珠一串，木鱼一个，整日念经；而唐僧却与这些凡僧截然不同，他自幼出家，熟知佛理，而作为得道高僧的唐僧且是唐王御弟的他，自然对文墨诗词也是略通的。而《西游记》中两个情节则展现了唐僧的文人性情：一个是“木仙庵三藏谈诗”，另一个则是天竺国唐僧和“四景诗”。唐僧被荆棘岭群妖掳走，与诸怪谈诗做赋，颇显文人风情。而且唐僧也沉浸其中，诗意大发。且看会诗的地点虽是妖怪住处，却不同于其他妖魔的虎狼之穴，而是一个清雅脱俗的幽静之地。在荆棘岭木仙庵唐僧也过了一把风流才士之瘾。试想，西行路上，唐僧长年累月与他相伴的就是三个不懂文人气的三个徒弟和一匹不能人言的白马，时常遇到的不是凶魔狠怪，要么就是蛇蝎女妖，而出身佛门，满腹经纶的唐僧终日与这样的三人一马为伍，与他们谈诗做赋终将是对牛弹琴。唐僧在天竺国，被玉兔精所扮的假公主强招驸马，滞留宫中之时，在御花园，看到金屏上的春夏秋冬四诗，便忍不住提笔和成了新四景诗，竟也吟出了“袖手高歌倚翠栏”的清丽词句。可见，唐僧并不是一个如木雕一样的佛门弟子，也有着关心政治，文人风情的一面。只不过，他终日面对三个不通文墨的徒弟与一匹不能人言的白马无法发挥罢了。

唐僧的形象是和尚与儒士的叠合，两个因素对唐僧这个角色都有影响，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给他这个出家人赋予了入世之心，西天取经本就是双重指令，即是佛门法旨，又是君王圣旨。